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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罗定市城市保卫战补充历史故事——策划护国运动的王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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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罗定市城市保卫战补充历史故事——策划护国运动的王伯群
广东省罗定市城市保卫战补充历史故事——策划护国运动的王伯群
民国元年(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任干事。
民国3年(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沪,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
民国4年(1915)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约法》,洞悉袁称帝野心,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王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
民国3年(1914) 底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
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
王伯群与戴戡于民国4年(1915)10 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2 月14日,王伯群到昆明。15日,王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
民国5年(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反对派。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因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民国7年(1918)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民国8年(1919)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来源:百科360
民国元年(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任干事。
民国3年(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沪,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
民国4年(1915)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约法》,洞悉袁称帝野心,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王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
民国3年(1914) 底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
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
王伯群与戴戡于民国4年(1915)10 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2 月14日,王伯群到昆明。15日,王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
民国5年(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反对派。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因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民国7年(1918)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民国8年(1919)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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